“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塞，则国运衰。”在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对运河地位的凝练概括。隋唐之前，历代王朝大都交替定都西安和洛阳，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不太分离；自宋之后，“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谚昭示了江淮一带的丰饶富庶，经济中心已然南移，但军事政治的中心由于地理国防的关系依然留在北方；尤其到了明清，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则更为明显。
要使庞大的帝国正常运转，必然需要联系起经济中心和军事政治中心，如果无法通过东西向的天然河道，就只能依靠人为建造大运河以沟通南北。在此意义上，大运河之于古代帝国乃至近代中国（尤指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走向，犹如动脉之于身体，其畅通与滞塞足以影响国运的兴隆和衰替。
提起它的两端，大运河对于北京和江南分别意味着什么？在其中间地段的黄泛区，又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当我们今天再回顾大运河的时候，为什么将它称作“最后的动脉”？在山河纪栏目的第一期，主播何必和学者孟庆延将以大运河作为近代中国的开端，展开讲述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变化。
【本期对谈】
主播：何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嘉宾：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收听指南】
02:00 大运河，人为建造的地理形态
07:30 明清，漕运不仅是经济纽带，还是文化纽带
13:11 北洋政府，北京与江南政治集团共同体的延续
16:15 大运河两端是极端发达，中间地段却是塌陷的
17:32 常年的流动状态，不容易形成代际间的亲缘
20:48 黄淮海平原，区域性暴力传统的生长空间
23:84 革命的对象，也是革命的源泉
27:09 南方的边缘：湖南湘军、广东岭南学派、江浙朴学
31:10 大运河的对立面，恰恰才是交通最为便利的地区
33:20 山河纪，分享那些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山山水水
【工具箱】
01 《国史大纲》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02 自上世纪50年代始，“冲击-反应”作为费正清哈佛学派学术研究的主要史观，长期占据着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这一理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长期被一种巨大的惰性所牵扯，处于凝滞不前、不断重复的过程中，缺乏内部的动力带来改变和突破。只有经历了自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诸国的一次次入侵后，古老的中国才开始发生颤动，缓步向近代社会演进。因而，发生于中国近代的诸多事件均可套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公式加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则完全被西方入侵所推动和左右，是一部回应冲击的历史。
03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代表作之一。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04 封疆大吏，指古代管辖一省或数省的长官，如总督，负责大区域军政事务，职权最重；巡抚，掌一省财政、民政、司法，乡试，地位略次于总督；或执掌关防大印的统帅、八旗驻防将军以及品级相当高的官员。封疆大吏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加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位。
05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1835）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在托克维尔看来，民情（moeurs）一词，其含意与其拉丁文原字mores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所以托克维尔的民情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
06 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统治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六镇胡汉关陇集团或武川镇军阀。武川镇军阀之名来自清代考据学史家赵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记卷十五，其中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陈寅恪再提出新学说，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陇集团一词为陈寅恪命名，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统治集团，最早源自宇文泰的八柱国，由北魏六镇武将、代北武川镇的鲜卑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人豪右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所组成。这个神秘而庞大的组织虽以“集团”二字来形容但却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掌握西北周、隋唐、武周四朝命脉的实际统治者。
07 山东集团包括房玄龄、李积、魏征等人，他们追随唐太宗李世民为唐朝开疆拓土，是朝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武则天也属于山东集团，她虽是寒族出身，但是从地域来讲也是山东集团，所以受到了山东集团的支持。
08 勋贵集团即指有北镇背景、先后追随高欢而显贵的一群人所形成的集团。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以太祖皇帝朱元璋灭元开始，至崇祯帝自缢煤山为终，共传一十六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跟许多朝代政治权的斗争一样，在明朝建国初期，也存在两大政治集团，即：浙东集团与淮西勋贵。淮西勋贵里的大多数人是跟着朱元璋一起建立明朝的开国大将，多为朱元璋老乡，在长达十余年的创业过程中，淮西将臣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功绩卓著，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09 陈寅恪先生在1933年时曾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是他写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里面的。 历来对这个话的解释不一。冯友兰认为这是陈先生实述自己具体的学术、工作和思想情况，学生邓广铭则根本否定这种说法。
10 小站练兵是指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为内容的建军方案。小站练兵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的草创先河。因其队伍训练营地在天津东南70里的一个铁路站，位于天津至大沽站中间，故被称小站练兵。
11 微山湖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南部，它由四个较大的湖泊构成，从北往南依次为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及微山湖，因此也称为南四湖。清朝时，微山湖是归山东省的兖州府、济宁州以及江苏省的徐州府共同管辖。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淮河流域徐州一带逐渐摆脱黄河的影响，但是鲁西南一带仍受水害，大批的灾民拥至微山湖西岸，垦荒种田。因为界线不清，此后微山湖沿岸的苏鲁两地人们为争地常起纠纷，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12 费孝通就在讨论中国传统伦常之理的同时，亦曾尝试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提供一种特别的解释，即以“双轨政治”为视角，来探讨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及其具体机制问题。 虽这几个文献篇幅不算长，却勾勒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构成的几个双向对张的重要范畴：封建与郡县、道统与政统、礼与法、事与理、官僚与士绅、集权与分权乃至霸道与王道，如此等等，呈现出一种多重复杂并交互变异的治理结构和机制。
13 捻军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十五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此后为后期捻军。 捻军兴起后，首领为沃王张洛行（张乐行）、奏王苗沛霖、孙葵心等。至捻军时代首领为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勇王龚得树、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卫王李蕴泰等人，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14 《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是法国学者辛加拉维鲁依据大量档案文献，撰写的一部研究八国联军临时政府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专著。自列强在北京与清政府开始谈判以来，联军便在天津组织了临时政府，统治这座城市长达两年零一个月之久，直到1902年 8 月 15 日才将之移交给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1859-1916）。
15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16 “天台宗”，又称“天台法华宗”，简称“台宗”。开宗祖师智者大师于南陈太建七年入天台山修行八年，确立法华教义与止观行门之基础。其后，又以“教”与“观门”为中心建立本宗，以天台山国清寺为根本道场开宗布教，故世人称为“天台宗”。天台宗思想起源要上溯至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论》等著述中体现出的“一心三智”、“一心三观”等思想，构成天台宗的起源，龙树菩萨可视为天台宗之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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