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Richard Marles）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围绕台湾的冲突后果将“非常严重”，澳洲等区域内国家不能成为“消极的旁观者”。马尔斯指出，澳方在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上没有改变。

马尔斯周三在出席“2023年首尔防务对话”发表讲话时说，“今天上午抵达首尔时，我们很难不把这座闪闪发光的城市看作是韩国国家故事的化身：这个国家从战火的摧残中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一，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拥有全球知名的文化。和所有澳大利亚人一样，我对这个故事——‘汉江奇迹’深感钦佩，这不仅是韩国人民辛勤劳动的见证，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完美结合的见证。”

马尔斯说：“但是，战争的阴影仍然萦绕在我们心头。时至今日，朝鲜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不安全因素，它甚至在投资于非法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武器计划的同时，也在使其人民陷入贫困。当然，朝鲜并不是唯一的重大风险。我们今天开会时，以色列正在应对其历史上最残暴的恐怖袭击。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错综复杂。但是，没有什么，让我重复一遍，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哈马斯残暴袭击无辜平民的理由。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对哈马斯采取行动。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遵守战争规则，保护平民”。

马尔斯表示：“当俄罗斯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持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野蛮入侵时，我们也达成一致。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已承诺为乌克兰国防提供近10亿澳元的支持。澳大利亚士兵已经为超过1150名乌克兰新兵提供了培训，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正在欧洲部署最先进的E7A‘楔尾鹰’空中预警机，以帮助保护进入乌克兰的重要国际支援通道。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所说，我们将支持乌克兰的防御，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马尔斯指出，“当然，我知道有人对提供这种支持提出质疑。但在访问（韩国）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时，我发现尤其难以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它是从哪里而来。73年前，当另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入侵时，韩国军队在朝鲜的反复进攻下苦苦支撑。就在这绝望的时刻，联合国安理会承诺从有意愿的国家派遣部队援助韩国。这些部队由美国率领，澳大利亚是首批派遣国之一，派出了近18000 名澳大利亚士兵、水手、空军和护士”。

马尔斯补充说，“但设想一下，如果联合国没有采取行动。会产生怎样的严峻未来？如果联合国当时决定风险太大呢？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伟大的城市——国家繁荣和成功的象征——并非偶然。它是选择的结果：艰难的选择，并非没有风险，但却是谨慎和必要的；在战争期间和停战之后作出的选择；大韩民国、其盟国美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合作伙伴作出的选择，这些选择为本地区今天仍在收获的和平红利设定了参数”。

马尔斯说，“这是我们当今需要吸取的教训。因为我们现如今所做的选择将至关重要。三十年前，冷战的严峻现实让人们乐观地认为，意识形态竞争已经结束，世界正沿着不可逆转的轨迹走向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自由化。但现在看来，这种乐观更像是一厢情愿。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各国为塑造新时代的结构而展开的新斗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这场斗争中的第一场重大冲突。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并非仅仅出于征服邻国的愿望。它还看到了通过使用武力决定性地改变国际秩序使之有利于自己的机会”。

马尔斯表示，“重要的是，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希望世界从这次入侵中得出怎样的结论？是愿意使用武力的侵略国可以成功地改变国际秩序，使之对自己有利？或者说，侵略是一次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代价远远超过了任何可感知的利益？这就是澳大利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支持乌克兰防御的原因。因为欧洲战争代表着威慑的失败。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我们的地区不会出现同样的失败”。

马尔斯指出，“我们需要坦率地谈论这个问题。作为防务领导人，我们肩负着独特而重大的责任：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次爆发大国冲突。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最为重要。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澳大利亚对台湾的最终地位不持任何立场，只是认为台湾的最终地位必须以和平方式达成，必须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不能使用武力或胁迫手段。但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后果将非常严重，我们不能做被动的旁观者。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细致入微和判断力应对这个充满挑战的新时期，以治国之道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判断冲突的好处可能大于其后果”。 

马尔斯说，“同事们，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减少这种风险。这需要加强合作，强化支撑我们集体安全与繁荣的准则和原则。我们曾经这样做过。二战后，各国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机构体系。其目的是为各国提供一种手段，通过一套在商定准则和规则下运作的机构来解决争端和应对共同挑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请允许我承认，人们常常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它自私或虚伪。”

马尔斯补充说，“但是，承认这一秩序存在缺陷不应掩盖它的重要作用：它是管理全球金融风险的海外机构；维护核不扩散制度，这对于避免灾难至关重要；促进全球贸易制度，这不仅促进了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创造，而且通过改善市场准入、将制造业从全球北方转移到全球南方以及创建相互依存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促进了早该实现的财富从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马尔斯说，“简而言之，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在得到所有国家的执行时，有助于通过赋予小国主动权来抵消强国的优势。请看一个例子：通过调解，澳大利亚与东帝汶在2019年达成了新的海上边界协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争端解决程序达成的《海洋边界条约》是首个此类条约，澳大利亚向东帝汶割让了领土。澳大利亚并不是被迫这样做的，东帝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我们这样做——就像菲律宾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中国遵守联合国南海争端解决程序一样。但这一协议之所以达成，是因为澳大利亚和东帝汶都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规则体系，而不是简单地遵循当事两国的权力相对性”。

马尔斯说，“当澳大利亚谈到基于规则的秩序时，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一体系。它对我们来说并不抽象，我们对它也并不玩世不恭。我们需要这一体系，在我们的战略环境面临越来越大压力的时候，我们将更加需要它。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才能最好地确保这一体系的相关性”。

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的首要对策是深化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这将需要一个共同行动的国家网络来塑造本地区的战略轨迹，从而继续支持我们的集体安全与繁荣。在此背景下，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没有什么比深化与大韩民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优先事项了。作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我深信澳大利亚和韩国之间的战略防务关系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并充满了进一步深化的机遇。我在一年内第二次访问这里，就是要为这一信念付诸行动”。

马尔斯说，“第二个关键目标是对军事力量的有效平衡进行投资，使本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澳大利亚正通过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国防能力再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已承诺，到本十年末，国防经费将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0.2%，即到2032至2033年，（澳洲）国防经费占GDP的比例将从2.1%提高到2.3%。这将包括在未来四年内投入超过190亿澳元，用于购买远程打击系统、制造制导弹药以及升级澳大利亚北部的重要空军基地。这项投资包括与我们的奥库斯协议（AUKUS） 合作伙伴英国和美国合作”。

马尔斯说，“但正确处理硬实力等式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对澳大利亚来说，威慑涉及到治国之道的方方面面：从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到抑制冲突的非军事因素，再到向各国保证他们可以在主权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在商定的规则、标准和法律范围内寻求战略目标。这意味着要继续投资于一个包容性的地区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将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俄罗斯决定在欧洲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这使经济相互依存是冲突解药的理论荡然无存。但是，有经济相互依存比没有经济相互依存要好得多。将我们的地区划分为不仅在地缘战略上，而且在地缘经济上相互对立的区块，将使我们的地区更加贫穷，更容易发生冲突”。

马尔斯表示，“但是，我们决不能落入脱钩的陷阱，我们的第三个目标必须是使供应链多样化。安全的供应链是多样化的供应链。如果国家要维护主权和韧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多样化不仅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将贸易视为一种有用的胁迫工具的风险，还能促进良性竞争，激励对贸易规则的投资”。

马尔斯补充说，“第四，我们必须参与规范建设的艰巨任务。这包括努力维护一种战略文化，即我们是一个通过对话并根据国际法解决争端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支持东盟与中国就南中国海海洋边界争端进行行为准则谈判。这也是澳大利亚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制定包容性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就关键、新兴技术的使用和采用制定多边规范，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益，并将其风险降至最低”。

马尔斯表示：“最后，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透明度。印太地区的扩军是一个现实。但各国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沟通来抵消误判的风险。澳大利亚正努力做到言行一致。在（澳洲）《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中，我们详细阐述了澳大利亚对安全环境的评估，以及我们需要如何应对。同事们，我们可以一起帮助确保印太地区的战略前景是积极的。这需要我们建立外交和战略力量。这需要我们改变对防御的看法和防御结构。我们还需要重新认识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重建而非摧毁这一秩序。我承诺将与大家一起努力，完成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