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尉天驄、劉國松、郭楓，都是抗日烈士遺族的後代，孤獨來到台灣，自力求生，因此特別有一種想開創新世界的勇敢。尉天驄有機會辦《筆匯》，而劉國松則和師大美術系的同學合組了〈五月畫會〉。白先勇則是軍人子弟，卻是在國民政府的敗退中，感受一種家國流離、舊社會崩潰、傳統瓦解的悲涼。但本省籍的陳映真、陳若曦、施叔青又完全不同。一如陳映真在〈將軍族〉中所寫的，更多是感受到一種底層社會無可奈何的悲哀，而施叔青則寫下鹿港大家族沒落的鬼魅般的華麗。
 
在舊社會崩潰的社會中，新一代的青年要創造出屬於他們的新時代，唱出自己的歌。於是他們用極有限的資源，辦雜誌，組畫會，開創新的藝術形式。那時他們總是在台北的明星咖啡館聚會。
1917年俄國革命後，一位出身貴族的沙皇侍衛隊指揮官艾斯尼（Elsne）流亡到上海，投靠了他的朋友。此時他朋友在上海霞飛路開了一家明星咖啡館。
1949年艾斯尼跟著國民政府再流亡到台北，因緣際會，認識了一個建中剛畢業的十八歲學生簡錦錐，就此開始合作，開了〈明星西點麵包廠〉，二樓則開了明星咖啡館。
由於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是俄國人，她非常喜歡明星的麵包，特別是它特製的俄羅斯軟糖，一時間馳名於台北。黃昏麵包出爐的時間，總是有許多「黑頭轎車」（代表官員的車）開到門口，來買新出爐的麵包。
帶著俄羅斯的傳奇和西式麵包的香氣，台北一些文人也聞風而來。但它對台北文人最大的吸引力是，用尉天驄的話說，可以供應便宜的簡餐，而且可以一直坐一整天，不會趕人。如果錢不夠，還可以先去附近吃一碗便宜的排骨麵，再回來繼續寫，繼續聊。
1959年，一身瘦骨長衫的詩人周夢蝶開始在它的樓下擺起書攤，賣著台北當時的文學書籍。有時文人來了，在樓下買幾本書，就上樓去喝咖啡，討論雜誌的內容、寫作。有時咖啡錢也不知有沒有人付，就糊里糊塗的走人了。
黃春明剛到台北的時候，先去一家廣告公司上班，月底他領了薪水，口袋裡有錢了，就去明星咖啡館的櫃台說，我先放一筆錢在這裡，他們喝咖啡的錢都從這裡扣。等到月底他也沒錢，就苦哈哈的。
後來他開始寫起了小說〈鑼〉，整個人沉浸其中，連廣告公司的工作都辭了。陳映真和尉天驄總是笑黃春明是「窮措大」。然而，只要有他在，明星咖啡館的氣氛總是熱烈，因為他最愛說故事。而畫家吳耀忠帶幾分年輕藝術家的靦腆，坐在明星的角落讀書、喝咖啡，即使他暗戀一個女生，也不敢去表白，只敢跟陳映真悄悄說……。
 
1960年代，這一代的文學青年在貧窮艱難的環境下，帶著浪漫叛逆的精神，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那是反叛的年代，質疑著「人的存在意義」的存在主義年代。表現形式上的現代主義，是繼承了歐美發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脈絡。現代主義的作家、藝術家、文學作品、戲劇、存在主義哲學等也相繼被引進台灣，形成一時風潮，對文學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更本質的關鍵是：它借用了現代主義的虛無，來批判、否定戒嚴下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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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使用
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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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https://filmmusic.io/standard-license
 
※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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