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已经显示出它懂得如何创新。不仅在绿色产业（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氢能等）领域大显身手，而且还在人工智能、汽车以及即将到来的航空领域大显身手。法国或欧洲能否从其基于集中规划和积极商业政策的模式中汲取灵感？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法国世界报组织了由法国公共投资银行（Bpifrance）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杜福尔克（Nicolas Dufourcq）和欧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研究主任、中国问题专家爱丽丝-艾克曼（Alice Ekman）进行比较讨论和阐述各自的观点。

首先，中国巨大的投资和创新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可以效仿的商业模式？

尼古拉·杜福尔克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工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40%，而法国这一比例为10%。差距无法弥补。法国战略局估计，要将法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仅仅提高两个点，从10%提高到12%，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例如，中国人正在建设五十五家大型半导体工厂, 欧洲不可能跟上这个步伐！ 此外，在体制方面，中国是一个一体化集权模式，在极其高效的中央计划的指导下运作。 因此模仿中国是不可能的。但他说，有一点除外：欧洲必须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对我们那样回敬，当时为了弥补技术落后，曾强迫我们的公司作为合资企业的少数股东；要求大量的技术转让；对我们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壁垒。现在角色互换了，在很多领域，中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是新兴国家。

他认为，今天中国的攻势令人叹为观止。不再仅仅涉及太阳能电池板或电动汽车，而是涉及未来的所有行业。大多数欧洲公司，无论是机械工程、机器人、维修、物流还是其他行业的公司，都发现有竞争对手在销售与自己相同的产品，但价格却低30%到50%！

西方企业淡化了技术转让后果的严重性

艾克曼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在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方面的竞争力下降。但在技术产品方面，中国的工业已经真正进入了高端市场，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即使这些行业的工资进一步提高，国家补贴仍将使产品价格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些补贴有助于保持价格低廉。中国工业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倾销......

杜福尔克说.：通过倾销的模式，有可能摧毁欧洲残余的工业。欧洲必须迅速采取贸易壁垒来保护自己。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老龄化国家，几乎没有养老金制度一一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实行的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模式。在西方，创造价值被用来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而在中国，创造价值被用来为夸张的工业化提供资金。民众对此表示接受，因为这是一项民族自豪感工程。

艾克曼随即指出：一些中国公司的创新能力不禁让人印象深刻。在二十一世纪初，许多欧洲主要集团都坚定地认为，中国在技术上永远无法赶上，西方企业淡化了技术转让的严重性，中国企业已经证明他们懂得如何创新—— 当然，他们复制了很多，窃取了很多，依靠异常发达的情报机构，采取了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经济情报策略，但无论政治体制如何，他们也会进行创新。有时它有效，以半导体为例，面对技术贸易制裁，中国必须做出反应。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处境很艰难：它没有资源在一夜之间取代美国的零部件和服务，部分得益于大量补贴，中国电信公司以创纪录的速度用中国技术取代了其手机终端中的大部分外国技术。

征服世界和确保对美国的技术统治地位的民族自豪感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战略思想，但并没有让国内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成为真正的思想源泉，而这些人的素质和数量正变得越来越高。但事实并非如此：归根结底，是党在决定和监督。研究中心和大学里弥漫着“恐惧”的气氛，由于争夺补贴和恐惧心理交织在一起，公司和实验室会夸大一些数据，忽略另一些数据，甚至隐瞒问题。等级制度和政治压力强大，技术监控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仍然是可能的，但揭露问题和疑点是有风险的。

杜福尔克继续指出，中国仍有一些神秘之处：虽然它是一个受到监管的国家，但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私营企业家，创建了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 对于中国人是如何将激进的规划与极具创业精神的生态系统结合起来的？杜福克的假设是：如果该模式的这两个方面看似不可调和，但它们却由一个基本要素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征服世界和确保对美国的技术统治地位的民族自豪感。

艾克曼认为：如果真有“中国模式”的话，不会如此肯定其长期有效性。当前，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经济活动已经放缓，现在距离21世纪初的10%的增长率还很远，越来越接近5%。与此同时，严重的房地产危机导致很多中产阶级储蓄者近年来损失惨重。中国的教育费用非常昂贵，医疗保健费用也非常昂贵，退休养老金仍然很低。 在此背景下，国内消费难以增长，经济仍然高度依赖出口。另外青年失业率为28%。躺平的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模式的牺牲品。另外一个薄弱环节就是房地产危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表明他们的模式出了问题。

世界第一强国的目标

他们认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或许也是它的优点：中国对自己抱有远大的抱负。到205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的目标是成为经济、技术、国防、太空等所有领域的世界第一强国。超越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近乎执着的动机。

艾克曼指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背景下抵抗是非常危险的。党无处不在，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待不同意见绝不会手软。相当一部分人口因其个人数据被滥用而遭受着切实的损害。例如，自2018年5月起，所谓“社会信用”体系中评级较低的人一年内将不能再购买火车票或飞机票......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13年里，大批中国富豪寻求移民海外，将财富转移到新加坡或其他地方。在中国，你可能一夜之间失宠。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消失”数月）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

某些行业的活力和技术进步对中国企业家具有激励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受到非常强烈的个人怀疑情绪的困扰。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是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逐渐兴起的。党员和公务员官员利用当时的优势，大胆尝试，有点类似于苏联。中产阶级已经出现, 当今的年轻一代企业家有着不同的特质；他们意识到了降级的风险，也意识到了中共对经济的监管仍然非常严格。

面对这种如同推土机般运转的模式，欧洲企业该如何自保呢？

杜福尔克认为：从2025年开始，欧洲必须立即建立对市场的保护。在经历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平静之后，中国确实重新发起了攻势，其在人工智能和汽车行业取得的胜利就是明证。他呼吁欧盟委员会调查所有针对中国做法的投诉，并立即引入进口壁垒。

对于是否也应该建立一个基于规划的欧洲工业政策的问题？

杜福尔克指出，《芯片法案》于2023年在欧洲议会获得通过，旨在加强欧洲的半导体产业，减少对亚洲的依赖。但这是失败的。相比中国目前正在建设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