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下午，法国协会组织“中国团结”以及 “自由阵线”联合组织“六四”36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在位于巴黎二十区的Édouard Vaillant小广场的六四死难者纪念碑前举行。1989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活动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和平集会。但运动最终在6月4日凌晨在血泊中落幕。具体死亡人数，中国官方通报的数字，与民间统计与估计的数字相差甚远。36年来，八九六四始终是中国舆论空间中的绝对禁忌，原本在香港坚持了30年的维园烛光纪念晚会也早已无法继续。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女士和她的“中国团结”协会多年来一直是巴黎六四纪念活动的组织者。36年过去，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静坐学生发出的政治改革呼吁远未变成现实，当年的死难者也始终未得平反。年年坚持组织纪念活动是否也会有一种无力感呢？玛丽-侯芷明女士在活动现场接受采访。

为了民主，我们不愿放弃

玛丽-侯芷明：你说的这句话当然我一方面只能同意。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我们每年都在想：可能今年会有一点进步，可能有的人会从监狱出来，可能这个中国政府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但是，从2012年开始，习近平任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越来越没有希望。这个局面是应该承认，因为现在是一个绝对的极权主义（政权），所以老百姓就没有办法得到可靠的信息，也没有办法组织起来。如果三个人在一起讨论任何题目，比方说，农民的贫困或者污染，马上就有中国政府的干预，说你们在反对政府或者试图颠覆政府或者这个那个。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做纪念活动，因为如果不纪念，如果我们忘记这个政府曾经执行了一次大屠杀（——我们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可能几千个人），那么，慢慢的所有的人都会忘记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中国政府还好，中国经济还好，我们的安全感越来越强，我们不怕小偷这个那个……。所以，这就是一种比赛，看最后谁胜利，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就为了这个，我和一些中国朋友就不愿意放弃这个纪念的活动，我们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川普上台之后，我们发现全世界的民主都面临巨大的危险。

而且，我们需要记住：那么多人，那么多优秀的人——这里得强调：那些被抓的人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比方说已经故去的刘晓波，当然还有现在还在坐牢的高智晟，他活着不活着，我们都不知道。王炳章过去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这份期刊已经存在二十年了，但是现在他还一直在广东的一个监狱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桂民海也是一个出色的出版商，他在泰国被绑架，后来中国政府就找了一个借口，判他十年徒刑。 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所以每次有机会说这些情况，每次都得说：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因为这些人就是中国之将来。伊力哈木-土赫提（维族经济学者）一直要中国的老百姓和维族人合作，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 但中国政府抓他们，这很明显是在说明：中国政府只要到处是一个同化统一的国家，可以说只有汉族人，即使有的人不太像汉族人，也没关系，藏人也是汉族，维乌尔族我也是汉族……这非常可惜，因为每个文化都可以带来它优秀的一面。 

巴黎的中国年轻人心里有一种巨大的恐惧

法广：您召集六四纪念活动已经这么多年。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员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玛丽-侯芷明：对于我来说，你这个问题马上就让我特别伤心。因为过去我们可以依赖张健这位异议人士。张健非常坚定的反对共产党，同时又很有能力组织年轻人、安排这些纪念活动。他非常有活力，但是他几年前得病了，突然去世，他还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对活着的人，中国政府会抓、会判刑，对死了的人也不放过。中国政府对张健的家属说：如果你们把他的遗体带到中国，不能让他在北京地区的某个地方有坟墓，即使将他的坟墓设在河南，也不能用他的真名，要用一个假名。 

所以，活着的人就被送到监狱，死了的人，像刘晓波也根本不能存在。刘晓波的骨灰全部都扔在海里。张健在巴黎至少还有他的坟墓，起码有这个。魏小涛，就是魏京生的弟弟，也是那一年去世…… 所以我每次来都会纪念那些人，心里也是非常沉重的。

遗憾的是，老年的人走了是正常，但是年轻人来参加活动的人不多。他们来得不多，第一是因为八九年对他们来说是历史，而不是一个自己经历过的灾难，他们不太清楚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些人了解事件之后，就会有非常非常激烈的情绪：我们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灾难！我们的父母都没告诉我们……所以，为了他们，我们也要继续做（纪念活动）。每次可以教育一个，就多一个。慢慢来。今年只来了很少的年轻人，但是还是来了一些。我很高兴。但是我发现，最近在巴黎的年轻的中国人心里有巨大的恐惧。他们知道，到处都可能有人会对他们照相，然后去揭发他们。就有一位年轻人，他父母的朋友听说他参加过一个六四纪念活动，然后通知了他在武汉的父母，说：你的儿子在做坏事儿…… 所以，他们都害怕。 他们不敢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我理解他们。

法广：这些巴黎得纪念活动，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一直是您，一位法国人来发起。但在世界各地，所有的这些纪念活动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组织。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玛丽-侯芷明：可能要说这是一种爱国主义，因为法国一直被看作是人权的国家。其实现在关心人权的法国人也不那么多。所以，我就想对中国人说：我们法国人还是认为人权最重要，民主最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法国人说这句话，那么中国人可能会认为，民主、人权都没有意义。我知道我的影响没那么大，但是心里还是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