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5月7日刊登博文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使（美欧）跨大西洋联盟重新团结起来，同时暴露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这种分歧有可能不断扩大，变成硬裂痕”。因此，在博雷利看来，“在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同时，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以听取世界其他地区的合理期望。”
在这篇题为“满足碎片化世界的期望”的文章中，博雷利写道，“关于多极和权力：我们正在走向什么样的世界？正如我在（本周于）佛罗伦萨举行的（欧盟）国情咨文会议上所解释的那样，要用整齐的思维方式来捕捉当今这个混乱的世界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同时看到了许多发展和趋势。首先，是美中战略竞争，在贸易、技术和安全方面的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和治理模式的竞争也是如此。在许多方面，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结构性力量。第二，我们看到开放市场、贸易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模式正受到围绕经济安全、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的模式的挑战。安全考虑正在使经济一体化黯然失色。信任和乐观主义正在让位于不信任和悲观主义。有些人谈到了新的《华盛顿共识》。”
博雷利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世界将是两极还是多极。一些人相信，我们正在走向两个对立的集团，有不同的安全和IT生态系统，也有不同的金融和支付系统等。其他人则预见到一个‘复杂的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关键的参与者会对冲他们的赌注，以交易的方式行事。”
博雷利表示：“未来是未知的，但我们可以尝试塑造它，同时考虑到以下几点：第一，在这个新世界里，新的大国正在出现，他们拥有自己的利益和观点，他们想要捍卫这些利益和观点，包括希望使多边体系更具代表性。这是一个正常的、合乎逻辑的趋势，我们无法避免，也确实应该欢迎。”
博雷利补充说，“第二，世界将在多大程度上以规则为基础或以权力为基础，比它是两极还是多极更重要。因此，作为欧盟，我们必须始终强调，必须有强大的多边机构和商定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来管理所有国家的关系，无论国家大小。我们应该坚持认为，民主和人权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符合各地人民的利益，无论他们生活在现有的还是新兴的大国。”
博雷利谈到：“第三，我们必须与非洲、印度-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等新兴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塑造未来。他们在安全安排、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运营互联网或关键原材料出口方式上所做的选择，将与华盛顿和北京所做的决定一样，塑造世界。”
博雷利说：“跨大西洋的复兴和对多元化世界的期望，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第三个趋势的背景。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跨大西洋和七国集团（G7）更加团结一致。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多大程度上给跨大西洋联盟带来了更大的团结，甚至是复兴。2021年因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方式或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联盟如何建立而产生的争吵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相当根本的冲突。”
博雷利指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澄清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人的共同点。除了我们一起为乌克兰所做的事情之外，还存在一种更广泛的更新意识：即一种共同的目的感和愿意付出代价来维护受到修正主义大国攻击的国际法治、自由和民主原则。”
博雷利说，“当然，像往常一样，政策分歧仍然存在。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保护主义方面为例，或者我们在世贸组织中的冲突，或者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方法（补贴与碳定价）。但在战略问题上，我们正步调一致，至少是与拜登政府步调一致。”
博雷利续指，“遗憾的是，这种跨大西洋和七国集团的团结伴随着与新兴世界更大的政治分歧。正如（英国前外相）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在《外交事务》杂志中以‘乌克兰之外的世界’为题写道：‘西方对这场战争及其重要性的信念，在其他地方，最好的情况是怀疑，最坏的情况是直接不屑一顾’。他还强调，其原因比人们如何看待对乌克兰的战争更深刻。”
米利班德认为，“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超出了战争的是非曲直。相反，它是对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管理不善深感沮丧的产物——事实上，是愤怒。”
博雷利说：“对乌克兰战争看法的不同，其根源在于不同的历史、地理、不同的政策优先事项等。我们应该以平和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解释我们正在动员起来，以应对一场不是我们发动，我们也不希望发生的战争的全球后果，这一点在上一次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讨论俄罗斯侵略的地缘政治后果的行动计划时也得到了强调。”
博雷利指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更加深入。在一些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中，许多人普遍认为，所谓的‘西方’在一些属于全球正义的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行动，而且自私自利：债务减免、气候融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最终在世界最高决策桌上的席位和影响力。”
博雷利说，“在所有这些方面，需要对术语进行说明。‘西方’和‘全球南方’这两个词其实并不准确，也不适合描述新的现实：‘西方’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北约联盟以外的许多国家，他们确实属于民主工业化世界的一部分（如日本、韩国等）。”
博雷利补充说，“同时，‘全球南方’的使用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在条件、愿望和结盟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例如，沙特外相告诉我，他的国家属于‘全球南方’，这一事实说明这个词已经被扩大到什么程度。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兴趣使用促进寻求共同点和避免集团对集团思考的语言。”
博雷利表示：“抛开术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新兴国家的期望和不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支持在联合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表决——尽管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提出这样的论点，即鉴于所涉及的原则，这场战争关系到并损害了每个人。但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场叙事的战斗正在进行，甚至更多的是一场offer的战斗。”
博雷利强调：“确保国际体系仍然主要以规则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力为基础，对我们有巨大的利害关系和利益。这反过来又需要向对冲国和其他伙伴表明，该体系能够为他们提供服务；它可以被改革以应对新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公平和正义是我们认真对待的概念。”
博雷利指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许多‘骑墙’并不是因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破坏。相反，它是由感知到的双重标准和对其他问题没有得到同样的紧迫感和为乌克兰调动的大量资源的挫败感所驱动的。”
博雷利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情绪大致是这样的，我转述一下：‘在金融危机后，有资金救助你们的银行；在大流行病期间，有资金救助你们的公司和公民，并再次缓解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要求为债务减免或气候融资提供资金时，你们却告诉我们没有钱了’。”
博雷利提到：“杰出的印度外交官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今年早些时候在《外交事务》杂志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疏远和怨恨，认为乌克兰战争和西方与中国的竞争分散了对债务、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影响等紧迫问题的注意力’。”
博雷利说：“人们可以就这一点进行辩论，也许希望那些过去曾是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与目前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即乌克兰更加团结。然而，没有必要否认，我们欧盟与我们的主要盟友一起，必须倾听并采取行动，有一些未满足的期望和合理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引人注意的是，当他在去年3月会见欧盟领导人时，需要实现这一全球正义议程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点。”
博雷利表示，“是时候实现全球改革和正义了：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将有一些关键的会议和峰会，我们需要在这些会议上有所作为。6月22日至23日，将在巴黎举行新的全球金融公约的峰会。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举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和气候雄心峰会。12月，我们将在阿联酋举行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
博雷利说，“我们需要从大处着眼，把这整个过程当作一个战略连续体。我们将需要就债务减免和特别提款权、改革、获得私营资本、气候融资，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及其决策结构的改革提出一个一体化‘offer’。”
博雷利说：“像往常一样，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记录实际上比其他国家要好，而且比它得到的功绩要多。我们现在是并且仍然是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第一来源；我们提供了全球气候融资的30%；在债务减免方面，我们一直是二十国集团（G20）内部的进步派，并且通过欧盟‘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我们正在具体落实我们在高质量投资和连通性方面共同工作的承诺。”
不过，博雷利直言，“但当然这仍然是不够的。需求和期望超过了我们迄今所做的。我们还需要在欧盟内部更好地连接起来：所有这些问题的决定都分散在不同的团体和政策团体之间（财政、发展和气候部长，欧盟和成员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等等）。我们将需要作出英勇的努力，看到更大的画面，打破孤岛，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在上次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与发展部长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可信度岌岌可危。”
博雷利表示，“在国际政治中，看法和声誉很重要，特别是在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世界上许多地方如何看待我们和我们的行动。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乌克兰取得胜利，并且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很正确的。我们需要作出类似的承诺，在全球舆论场上取得胜利。这对于建立必要的信任和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许多全球危机至关重要。”
在这篇题为“满足碎片化世界的期望”的文章中，博雷利写道，“关于多极和权力：我们正在走向什么样的世界？正如我在（本周于）佛罗伦萨举行的（欧盟）国情咨文会议上所解释的那样，要用整齐的思维方式来捕捉当今这个混乱的世界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同时看到了许多发展和趋势。首先，是美中战略竞争，在贸易、技术和安全方面的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和治理模式的竞争也是如此。在许多方面，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结构性力量。第二，我们看到开放市场、贸易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模式正受到围绕经济安全、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的模式的挑战。安全考虑正在使经济一体化黯然失色。信任和乐观主义正在让位于不信任和悲观主义。有些人谈到了新的《华盛顿共识》。”
博雷利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世界将是两极还是多极。一些人相信，我们正在走向两个对立的集团，有不同的安全和IT生态系统，也有不同的金融和支付系统等。其他人则预见到一个‘复杂的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关键的参与者会对冲他们的赌注，以交易的方式行事。”
博雷利表示：“未来是未知的，但我们可以尝试塑造它，同时考虑到以下几点：第一，在这个新世界里，新的大国正在出现，他们拥有自己的利益和观点，他们想要捍卫这些利益和观点，包括希望使多边体系更具代表性。这是一个正常的、合乎逻辑的趋势，我们无法避免，也确实应该欢迎。”
博雷利补充说，“第二，世界将在多大程度上以规则为基础或以权力为基础，比它是两极还是多极更重要。因此，作为欧盟，我们必须始终强调，必须有强大的多边机构和商定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来管理所有国家的关系，无论国家大小。我们应该坚持认为，民主和人权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符合各地人民的利益，无论他们生活在现有的还是新兴的大国。”
博雷利谈到：“第三，我们必须与非洲、印度-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等新兴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塑造未来。他们在安全安排、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运营互联网或关键原材料出口方式上所做的选择，将与华盛顿和北京所做的决定一样，塑造世界。”
博雷利说：“跨大西洋的复兴和对多元化世界的期望，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第三个趋势的背景。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跨大西洋和七国集团（G7）更加团结一致。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多大程度上给跨大西洋联盟带来了更大的团结，甚至是复兴。2021年因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方式或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联盟如何建立而产生的争吵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相当根本的冲突。”
博雷利指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澄清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人的共同点。除了我们一起为乌克兰所做的事情之外，还存在一种更广泛的更新意识：即一种共同的目的感和愿意付出代价来维护受到修正主义大国攻击的国际法治、自由和民主原则。”
博雷利说，“当然，像往常一样，政策分歧仍然存在。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保护主义方面为例，或者我们在世贸组织中的冲突，或者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方法（补贴与碳定价）。但在战略问题上，我们正步调一致，至少是与拜登政府步调一致。”
博雷利续指，“遗憾的是，这种跨大西洋和七国集团的团结伴随着与新兴世界更大的政治分歧。正如（英国前外相）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在《外交事务》杂志中以‘乌克兰之外的世界’为题写道：‘西方对这场战争及其重要性的信念，在其他地方，最好的情况是怀疑，最坏的情况是直接不屑一顾’。他还强调，其原因比人们如何看待对乌克兰的战争更深刻。”
米利班德认为，“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超出了战争的是非曲直。相反，它是对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管理不善深感沮丧的产物——事实上，是愤怒。”
博雷利说：“对乌克兰战争看法的不同，其根源在于不同的历史、地理、不同的政策优先事项等。我们应该以平和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解释我们正在动员起来，以应对一场不是我们发动，我们也不希望发生的战争的全球后果，这一点在上一次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讨论俄罗斯侵略的地缘政治后果的行动计划时也得到了强调。”
博雷利指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更加深入。在一些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中，许多人普遍认为，所谓的‘西方’在一些属于全球正义的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行动，而且自私自利：债务减免、气候融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最终在世界最高决策桌上的席位和影响力。”
博雷利说，“在所有这些方面，需要对术语进行说明。‘西方’和‘全球南方’这两个词其实并不准确，也不适合描述新的现实：‘西方’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北约联盟以外的许多国家，他们确实属于民主工业化世界的一部分（如日本、韩国等）。”
博雷利补充说，“同时，‘全球南方’的使用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在条件、愿望和结盟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例如，沙特外相告诉我，他的国家属于‘全球南方’，这一事实说明这个词已经被扩大到什么程度。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兴趣使用促进寻求共同点和避免集团对集团思考的语言。”
博雷利表示：“抛开术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新兴国家的期望和不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支持在联合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表决——尽管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提出这样的论点，即鉴于所涉及的原则，这场战争关系到并损害了每个人。但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场叙事的战斗正在进行，甚至更多的是一场offer的战斗。”
博雷利强调：“确保国际体系仍然主要以规则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力为基础，对我们有巨大的利害关系和利益。这反过来又需要向对冲国和其他伙伴表明，该体系能够为他们提供服务；它可以被改革以应对新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公平和正义是我们认真对待的概念。”
博雷利指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许多‘骑墙’并不是因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破坏。相反，它是由感知到的双重标准和对其他问题没有得到同样的紧迫感和为乌克兰调动的大量资源的挫败感所驱动的。”
博雷利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情绪大致是这样的，我转述一下：‘在金融危机后，有资金救助你们的银行；在大流行病期间，有资金救助你们的公司和公民，并再次缓解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要求为债务减免或气候融资提供资金时，你们却告诉我们没有钱了’。”
博雷利提到：“杰出的印度外交官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今年早些时候在《外交事务》杂志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疏远和怨恨，认为乌克兰战争和西方与中国的竞争分散了对债务、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影响等紧迫问题的注意力’。”
博雷利说：“人们可以就这一点进行辩论，也许希望那些过去曾是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与目前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即乌克兰更加团结。然而，没有必要否认，我们欧盟与我们的主要盟友一起，必须倾听并采取行动，有一些未满足的期望和合理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引人注意的是，当他在去年3月会见欧盟领导人时，需要实现这一全球正义议程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点。”
博雷利表示，“是时候实现全球改革和正义了：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将有一些关键的会议和峰会，我们需要在这些会议上有所作为。6月22日至23日，将在巴黎举行新的全球金融公约的峰会。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举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和气候雄心峰会。12月，我们将在阿联酋举行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
博雷利说，“我们需要从大处着眼，把这整个过程当作一个战略连续体。我们将需要就债务减免和特别提款权、改革、获得私营资本、气候融资，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及其决策结构的改革提出一个一体化‘offer’。”
博雷利说：“像往常一样，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记录实际上比其他国家要好，而且比它得到的功绩要多。我们现在是并且仍然是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第一来源；我们提供了全球气候融资的30%；在债务减免方面，我们一直是二十国集团（G20）内部的进步派，并且通过欧盟‘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我们正在具体落实我们在高质量投资和连通性方面共同工作的承诺。”
不过，博雷利直言，“但当然这仍然是不够的。需求和期望超过了我们迄今所做的。我们还需要在欧盟内部更好地连接起来：所有这些问题的决定都分散在不同的团体和政策团体之间（财政、发展和气候部长，欧盟和成员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等等）。我们将需要作出英勇的努力，看到更大的画面，打破孤岛，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在上次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与发展部长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可信度岌岌可危。”
博雷利表示，“在国际政治中，看法和声誉很重要，特别是在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世界上许多地方如何看待我们和我们的行动。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乌克兰取得胜利，并且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很正确的。我们需要作出类似的承诺，在全球舆论场上取得胜利。这对于建立必要的信任和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许多全球危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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