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于在2022年底解除全面封控的新冠防疫措施后，西方企业试图重返中国市场，却面对中国政府不断收紧市场资讯流通的现实。周末版法国«世界报»邀请四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分析疫情后的中国商业环境。专注中国市场研究的蒙萨尔维咨询公司负责人Laurent Malvezin的文章整理中国近年来陆续出台的种种法令，介绍日渐困难的中国商业环境。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法律学者Isabelle Feng的文章侧重介绍党国体制信息控制掩盖的地方债务现实；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负责人Guntram Wolff注重指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与欧美的竞争；慕尼黑科技大学管理系教授 Dalia Marin的文章介绍中国电动汽车对德国汽车制造业形成的冲击。

中国商业环境日益艰难

从蒙萨尔维咨询公司负责人Laurent Malvezin文章来看，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市场资讯流通的努力自2011年初薄熙来倒台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2011年至2014年，中国政府用了四年的时间拆解了自2000年起形成的官商勾结网络，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2014年底落马。这一年，法国科法斯集团已经感觉到收集市场资讯、评估风险变得困难。同年11月1日，中国首次推出反间谍法。此后两年又陆续有针对网络安全和情报收集的法案出台。此后，五六项其它法案出台，封堵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各个可能的漏洞。与此同时，政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媒体与网络平台的管控。2021年起，人们已经无法自境外，访问中国金融资讯数据库。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不得不重新调整他们资讯系统。作者认为，这种管控资讯流通的努力，目的并不仅仅是切断威胁政权的资讯网络，而且也是要引流金融领域大量的外国需求，将这些需求导向印证核实和可控的渠道。但中国也因为这种政策而作茧自缚。她越是想营造一种在表面上“开放”的商业环境，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有战略意义的金融资讯的需求就越高。

今年5月4日，中国政府又针对国营企业及上市公司选择审计公司做出新规定，强化了企业寻求本国审计公司的要求，也就由此弱化了外部对企业的监督。国营企业以及合资企业的审计团队逐渐过渡到党委的控制之下。中国的企业治理，距离国际标准以及企业自由越来越远。

党国体制不再依赖资讯透明来吸引外资

Isabelle Feng的文章从今年5月26日，武汉市政府登报，公开要求259家公私企业偿还欠款的公告入手。此后贵州和云南也出现同样情况。作者认为，这些公告证实了中国地方债务的严重形势。中国地方债务总额从2011年的10.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2年的30多万亿元。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资讯，这些登报索债的内容很快被从网络上删除。令北京更加不安的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以及房地产危机，耗光了地方政府财务。前中国财长楼继伟在2023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估计，2013年-2016年间，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额可能在30万亿到50万亿元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这些隐性债务2023年可能达到66万亿元，几乎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3%。中国政府不希望这样糟糕的数据公布于众，尤其对国际评估公司降级中国信誉感到不满，于是成立了自己的资信评估公司大公公司，并试图将大公推向国际，邀请前法国政府总理德维尔潘以及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加入。作者认为，习近平任下的种种政策令中国难以出现自己的值得信赖的资信评估公司，同时也要阻止外国评估公司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三道四。2021年出台的各项政令限制跨国公司与他们在中国的分公司之间的资讯传送。2022年的新规定又使得境外无法访问天眼查等中国企业数据库。在独立非政府组织Open Data Watch的各国数据公开程度的排行榜上，中国已经从2016的第59位，跌倒2020年的第155位。文章写道，这一切显示，中国党国体制已经不再依赖透明来吸引外资，而是自信仅靠所谓的实力，就足以让西方投资人，与共产之龙共舞。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负责人Guntram Wolff的文章指出，中国与美欧既是系统性对手，又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也体现在气候领域。中国虽然承诺要兑现应对气候变暖的目标，但中国的温室效应气体释放总量仍然在快速增长，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而此时无论欧盟，还是美国排放量都在下降。中国同时在境外第三国，借助一带一路，继续建造热电站。但在绿色能源技术领域，中国正与欧美竞争领头人地位。作者认为，西方应当放弃合作的幻想，制定新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