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佩雷尔曼法律哲学中心的法学家伊莎贝尔·冯（Isabelle Feng）在法国《世界报》的论坛栏目写道，中国当局正在加强对金融信息的控制，试图掩盖地方当局的巨额债务。
伊莎贝尔·冯首先描写了几个中国地方当局债务的例子。
5月26日，武汉市财政局在当地一份报纸上公布了一个包含259个国有或私有企业的名单，要求这些企业偿还欠武汉市的3亿元人民币。这一数额本身并不大，但这一动作对中国的一个市政府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之前，4月12日，贵州省宣布无力偿还1.2万亿元的债务。几个星期后，云南省也发布了金额相当的类似公告。
这几件事情证实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处于灾难性的状况，其总额已经从2011年的10.7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万亿元以上。这是不合北京当局的胃口的。很快，武汉报纸的相关版面和贵州省的“无法偿还债务”的公告就从官方网站上消失了……
北京当局更加担忧和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LGFV）的“隐性债务”有关的信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是地方政府为从出售土地开始的重大工程融资而创建的金融工具，它非常的不透明。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危机已经使各省的金库枯竭。前财政部长楼继伟（2013-2016年）2023年3月发表在经济期刊《比较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债务金额目前在30万亿至5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估计，到2023年，这一数字将达到66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的近53%。
风向变了
多年来，有关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信息一直是北京当局与外国金融分析师及外国金融评级机构争论的焦点。在2000年代，这些机构给中国共产政权的信用评级都很好，但是，2013年，这些机构看到风向变了。当时，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债务急剧上升，穆迪和惠誉降低了评级。中共随后指责这两个机构想要“伤害”中国政权。2017年，标准普尔也下调了中国的评级，这时，北京当局指责标准普尔这一美国机构“无视中国的法律”，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债务排除在公共债务之外的。
伊莎贝尔·冯表示，中国意识到控制金融信息是有着战略重要意义的。中国央行在当局的支持下于1994年同意成立大公评级机构，这一机构最初只是为中国本土投资者对中国公司进行评级。但是，由于北京深信自己是西方机构意识形态操纵的受害者，北京的目标是让大公成为国际范围内的评级机构。2013年，大公和一家俄罗斯评级机构（RusRating）以及一家美国小型评级机构（Egan-Jones Ratings）一起成立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UCRG）。该集团为了能有信誉，任命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担任其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任命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为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2010年，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因拒绝遵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透明度规则而被禁止在美国市场执业。在欧洲，大公则于2013年获得了年轻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的绿灯。部分原因是，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后，对英美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感到担忧的欧盟，乐于见到中国竞争者进入评级市场。
拧紧螺丝
但是，大公很快就被视为北京进入欧洲市场的战略棋子。2018年，大公因贪污以及和受评企业串通而被中国司法制裁！2019年4月，大公由党国直接管理。奇怪的是，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又等了七个月才把大公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
伊莎贝尔·冯写道，虽然这一在习近平治下发生的拧紧螺丝的行动，让中国能有可信的评级机构的希望破灭，但是，中国也是不会对那些要对中国经济评级的人敞开大门的。必须压制一切传播坏消息的声音……
因此，2021年出台的数据安全和保护法限制了跨国公司与其中国子公司传输信息的自由。2022年出台并实施的跨境数据传输规定，让用户无法从国外访问中国的企业信息数据库，比如天眼查等。即将于7月1日生效的新的反间谍法，根据党的意愿，把与外国人交换任何信息都定为非法。非政府组织“开放数据观察”（NGO Open Data Watch）根据公众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对各国进行的排名显示，中国已从2016年的第59位下降到2020年的第155位。
一切都让人觉得，党国一体的中国不再依靠透明度来吸引它急需的国际资本了。北京似乎准备只依靠编故事来吸引西方投资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