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
作者：夏衍
朗读：顾鑫
此剧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
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
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
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我很感谢陈鲤庭和赵慧深同志。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
当时在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要剧本，而且想要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这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特别是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拥有一批出色的演员，这些朋友们的优秀的演技深深地引诱了我。
看看这张演员名单吧，我不禁跃跃欲试了。
赵丹（匡复）、赵慧深（彩玉）、陶金（林志成）、王为一（赵振宇）、章曼苹（赵妻）、叶露茜（施小宝）、施超（小天津)。
但是，这出戏当时没有能够在上海演出。
因为，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排，预定十五日上演。而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在上海打响了。
为此，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初版本中，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
当时，我很想忘掉这个剧本，忘掉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情调，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因此，这个戏以后的命运，我一直没有关心。我重新翻阅这个剧本是在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冬，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一个我的剧本选集，由于几位对这个戏有感情的朋友们的怂恿，我把这个剧本收进去了。后来，出版社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写儿女情的剧本在新时代没有教育意义，主张从选集中抽掉，我没有话说，就同意了。
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剧本又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其它两个剧院“发掘”出来，当我知道的时候，戏已经排了两幕。我想，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已经在白纸上用黑字写下来的作品，要藏拙、要抹掉，恐怕也是不可能了。而且，让新时代的青年人知道一点旧时代的辛酸和苦难，也不是有害无益的事吧，我点了头，这个戏在北京上演了。
关于这个戏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作者对剧中人的看法，在演出前我曾和“青艺”的演员同志们谈过。谈话记录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的《剧本》月刊上，在这里不赘述了。
我要说明一点，第三幕结尾时小孩们唱的一个歌，是施谊同志作的词，“青艺”说明书上没有注出，我不敢掠美。
新版本基本上没有改，我只删掉了几句话，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润色。
谢谢关心和辛苦地演出了这个习作的朋友，我第一次在北京看了这个戏的上演，无疑的，演出给这个习作增加了光彩。
一九五七年五月
作者：夏衍
朗读：顾鑫
此剧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
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
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
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我很感谢陈鲤庭和赵慧深同志。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
当时在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要剧本，而且想要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这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特别是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拥有一批出色的演员，这些朋友们的优秀的演技深深地引诱了我。
看看这张演员名单吧，我不禁跃跃欲试了。
赵丹（匡复）、赵慧深（彩玉）、陶金（林志成）、王为一（赵振宇）、章曼苹（赵妻）、叶露茜（施小宝）、施超（小天津)。
但是，这出戏当时没有能够在上海演出。
因为，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排，预定十五日上演。而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在上海打响了。
为此，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初版本中，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
当时，我很想忘掉这个剧本，忘掉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情调，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因此，这个戏以后的命运，我一直没有关心。我重新翻阅这个剧本是在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冬，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一个我的剧本选集，由于几位对这个戏有感情的朋友们的怂恿，我把这个剧本收进去了。后来，出版社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写儿女情的剧本在新时代没有教育意义，主张从选集中抽掉，我没有话说，就同意了。
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剧本又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其它两个剧院“发掘”出来，当我知道的时候，戏已经排了两幕。我想，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已经在白纸上用黑字写下来的作品，要藏拙、要抹掉，恐怕也是不可能了。而且，让新时代的青年人知道一点旧时代的辛酸和苦难，也不是有害无益的事吧，我点了头，这个戏在北京上演了。
关于这个戏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作者对剧中人的看法，在演出前我曾和“青艺”的演员同志们谈过。谈话记录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的《剧本》月刊上，在这里不赘述了。
我要说明一点，第三幕结尾时小孩们唱的一个歌，是施谊同志作的词，“青艺”说明书上没有注出，我不敢掠美。
新版本基本上没有改，我只删掉了几句话，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润色。
谢谢关心和辛苦地演出了这个习作的朋友，我第一次在北京看了这个戏的上演，无疑的，演出给这个习作增加了光彩。
一九五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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